对见义勇为的盗窃嫌犯不宜“将功抵罪”

在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让人又爱又恨。

前段时间的某日凌晨4点左右，浙江余杭的一位姑娘掉进河里，听到呼救后，马路上的3名小伙子立即下河，将落水的姑娘救到岸边。这番深夜救人的义举，受到了随后赶来的民警表扬。然而，当地派出所随后查明，这3名救人的小伙子，居然就是当天凌晨3点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目前，3人已被刑事拘留。(10月13日《都市快报》)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13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关于确定盗窃罪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000元，应被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也就是达到了盗窃罪的“入罪门槛”。故而，3名小伙子因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从法律上看，并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如果涉嫌构成盗窃罪，对于见义勇为的3人，能不能在法院审判的时候，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根据《刑法》第68条第1款，“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具有“立功表现”，的确可以作为“从轻处罚”依据。

对于什么是“立功表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9月印发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还规定，对于立功情节，一般立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重大立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 %—50%，重大立功且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3名小伙子搭救落水姑娘，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在一些观点看来，属于“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或者“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但时间发生在盗窃行为之后、被公安机关查获之前，这种“立功表现”很难得到法律认可。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看，均将“犯罪分子到案后”作为时间条件。而犯罪分子到案之前的救人行为，是否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翻看目前国内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无此方面的明文规定。从司法实践看，对于此类的见义勇为行为，多未认定为立功情节。

至于法定量刑幅度内，能否对3名小伙子“酌情从轻处罚”，不妨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分析。就社会危害性论，他们虽然之前有过多次盗窃的行为，但大都是“小打小闹”，而3000元的盗窃数额也的确不大，刚迈过了“犯罪门槛”而已，不应打击过重；就主观恶性论，3人也并非“穷凶极恶”，凌晨救起落水姑娘，即是一种良心未泯的证明。因此，可将“见义勇为”作为酌定情节，在法院定罪量刑时予以综合考虑。

需要澄清的一个误区，是这种酌情从轻处罚的可能，并不是什么“将功抵过”，或者说“将功赎罪”。除去主观色彩不论，见义勇为就是见义勇为，犯罪行为就是犯罪行为，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倘若不区分时间、场合、类别等，将与犯罪无活动并无关联的“立功表现”，一概作为从轻处罚的法定依据，这种“将功赎罪”的包容做法，很容易为一些犯罪分子逃脱刑罚大开方便之门。

对之前有过见义勇为的行为人，如果允许“将功赎罪”，形同拥有了游离于法律之上的“丹书铁券”；而对于亿万富豪来说，为社会慈善活动捐赠大笔财富，是不是也应作为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或者是“重大贡献”呢？看似合理的“将功赎罪”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势必受到戕害。

在这起案件中，3名小伙子在盗窃之后，凭着自己的人性良知，见义勇为救了落水姑娘，固然值得嘉奖，但奖品并不应当是从轻处罚。对于见义勇为行为，可以作为评判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的一种参考，由法官在定罪量刑时酌情考量。国家和社会对见义勇为者，自有褒奖的规定和道德的评价，并不会“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作为一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也应得到否定评价和适当惩罚，以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

人性是复杂的，就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不同的光芒。对见义勇为者的“从轻”呼声，固然是一种朴素的正义情感，却也夹杂着不确定性。对于一个法治国家，则不需要法外开恩予以褒奖，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秉持公平正义，依法作出判决，已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褒奖。在“新浪湖北”官微投票中，80 .6%的网友认为“功过分明，偷东西该抓，救人该奖”，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欣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