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过三八妇女节

每年3月8日，大多数女性照例会过妇女节。过节的方式多种多样，单位里的女职工有的会享受到半天假期，三五成群去逛逛街，喝喝茶；有些单位可能会给女职工们发点儿小福利，两条毛巾、一桶洗衣液、几只乐扣保鲜盒；有些单位还会组织大家看场电影，学学插花艺术，或者到烘焙坊里烤几块蛋糕。无论如何，礼轻情义重，都彰显了组织对女性的关怀。经由这些“仪式”的烘托，女性们的被重视感油然而生，节后自然会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过三八节，自然会联想到男女平等问题。这是一个人类曾经面临的最普遍的问题，生活在古代社会的先民，尽管山高水远，道阻且长，人们无法进行沟通和交流，却都无一例外地经历过男尊女卑的时代，正如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凯瑟琳·麦金农所说，“所有的文化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去敌视女性平等”。在古代中国，曾有“夫为妻纲”“三从四德”，女子的社会功能被定位为传宗接代，承续香火；而在最早提倡自由、平等、人权的欧美国家，女性的参政权、财产权、对子女教育权的行使等也都需依赖男性。今天，尽管大多数国家的宪法规定了性别平等，但在家庭、教育、职场、公共事务的参与方面，女性受歧视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而更可悲的是，这种状况甚至被一些女性理解为理所当然。

平心而论，若从从业的占比情况来看，女性的地位确乎有了较大提高。每年三八节，正逢两会期间，我们会看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女性的飒爽英姿，而从公布的数据来看，女性代表和委员的比例在逐届上升，她们与男性代表或委员共商国是，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在两会报道的记者群里，在那些“长枪短炮”的丛林中，也不乏女记者、女主持人的身影，她们以独特的视角，向人们传递来自两会或各行各业的声音。

从事“抛头露面”的工作，是生活在一百多年前女性的梦想。被称为中国女权启蒙之父的金天翮，在1903年出版的《女界钟》中，曾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轰动一时，尽管身处满清专制统治时期，金天翮也已认识到妇女参政的重要性，“女子议政之问题，在今日世界已不可得而避矣。”他希望女子可以从事各种职业，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吾祝吾女子之得为议员，吾尤愿异日中国海军、陆军、大藏、参谋、外务省皆有吾女子之足迹矣；吾更愿异日中国女子积其道德、学问、名誉、资格而得举大统领之职也。”若金天翮看到如今活跃在人大或政协的女代表或女委员，行使着“议员”的权利，看到各行各业中女性的身影时，该会感到欣慰吧。

从法理的角度而言，今天的女性在婚姻家庭、财产继承方面的权利也得到了较好维护。而在金天翮呼吁女权的时代，这些都是女子们不敢想象的。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曾对此控诉，“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事，就是男女的不平等。”她特别不理解为什么男女同样都是父母所生，女子却没有财产继承权，“最恨夫人行毒制，女何卑贱子何尊？纵有百万产业女无分，尽归男儿一身承。分明都是亲生养，一般骨肉两看承。”在娘家时如此，直到女子婚姻后，夫妻之间也无平等可言，女子常处被人“凌虐”的地位。她批判这种男尊女卑的制度，斥“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为一派“胡说”。秋瑾还对男女平等进行论证，“天生男女，四肢五官，才智见识，聪明勇力，俱是同的，天赋权利，亦是同的。”可以说，正是由于有金天翮这样男性的启蒙与秋瑾这样女性的抗争，才有了日后中国女性地位的日渐提高和改善，在今天我们视为不言而喻的权利，在其最初提出时则有石破天惊之功。

与金天翮、秋瑾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女性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不过，现在一些职业中女性比例偏高，比如幼儿园、小学或中学教师中，女性从业者较多，使得一些人开始担心，男孩子会否因此而变得越来越缺乏阳刚之气？由于选拔方式的固化，决定了擅长考试的女性更容易成为法官检察官，长此以往，会否使法律的适用和执行过程缺乏刚性而呈现阴柔的特点？有的单位为了减少女性因经期孕期哺乳期对工作造成的“影响”，在考录时设置一些人为障碍，变相减少女性从业的机会。

对于这样一些“个案”性的问题，则需求助司法实践来解决和推动，而在中国鲜有女性通过诉讼解决这些问题的案例。在这方面，美国的女权主义者的行动或可提供一些借鉴，前述美国的凯瑟琳·麦金农教授，就不仅通过建构理论，“从根本上以哲学方式处理女性问题”，而且还通过提供律师诉讼服务，为身心遭受摧残的女性维护权益。这种实践中的技术性操作和制度性保障，则是中国女性维权时所缺乏的。

节日给我们提供一种被尊重的仪式，而真正的平等则离不开理论和制度的合力，这绝不仅仅是过节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