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辩争议庭审直播,司法公开应有更深入探索

  发布时间:2019/7/9 7:51:24 点击数:
导读:控辩争议庭审直播,司法公开应有更深入探索

据媒体报道,湖南安仁法院日前开庭审理的被告人张湘平涉故意伤害罪一案,原定在中国庭审公开网进行即时庭审直播,但在该案庭审期间,网络直播页面显示因检方书面提出直播异议“并有正当理由”,合议庭决定该案的庭审直播取消。

一场事先张扬的庭审直播,最终未能如约出现在中国庭审公开网,在其他庭审直播案件中,“直播未开始,请稍候”的提示语原本只出现在预定直播时间未到之时,但这次也出现在了线下庭审进行中。仅从公开信息来看,以检察机关书面提出“直播异议”的方式取消直播,此类案例并不多见。通过本案,公众有机会更深入地观察庭审直播实践的不同剖面,以及诉讼参与各方的诸项程序性权利的具体救济渠道和实现方式。

庭审直播之于本轮司法改革的价值,在社会各界(包括司法实践诸部门中间)应当说已有充分共识。早在2010年11月,最高法就发布《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规定》,庭审直播被视为“贯彻落实审判公开原则,扩大法制宣传效果”的重要方式。规定第二条明确,“公众关注度较高、社会影响较大、具有法制宣传教育意义的公开审理的案件”属于法院“可以选择”进行直播的案件范畴。也就在本条规定的但书条款中,列明了控辩双方均有权“提出不进行庭审直播、录播并有正当理由”。

刑事案件的控辩双方对庭审案件都有提出直播申请或者异议的诉讼权利,尽管在实践中由检方提出直播异议的案例并不多见,但控辩双方对直播与否这一问题的认识和主张存有差异,为制度设计所允许,且应当是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对抗、实质化庭审的司法常态。走向实质化的庭审,控辩双方不仅可能围绕被告人的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展开激烈辩论,也可以就案件管辖、回避以及公开等程序性问题呈现差异性观点。

从现有规定看,庭审直播案件的选择已将涉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案件等“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做了直接回避,在此基础上赋予了控辩双方同等的直播异议权,控辩双方提出不直播申请须有“正当理由”,而对理由正当、充分与否的判断则由享有直播决定权的法院有关部门做出。当控辩双方就庭审直播与否发生争议,具体控辩主张的依法查明、权衡和决断同样考验司法智慧。在控辩对抗的刑诉机制中,有权提出直播异议的一方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居中的司法裁量,还有依法履行反对职责的对手,从这一角度出发,对法院的庭审直播决定提出异议的理由正当与否,诉讼双方都需要充分的知情、辩驳和寻求必要的权利救济

控辩双方围绕直播等程序性问题展开新一轮辩论,不仅有助于法庭对直播决定进行全面思考和修正,更是法庭尊重和保障诉讼双方程序性权利的基础。2018年9月,内蒙古高院官网曾刊发署名文章探讨“庭审直播中当事人权益保障缺位”的问题,指出“实践中庭审直播案件往往仅有内部审批,缺少口头或书面征求当事人的同意”。在湖南安仁的案件直播争议中,则存在庭审直播实践的另一种表现——— 同意(甚至主动申请)直播一方在面对另一方不直播主张时,其程序性权利救济存在缺位。按照最高法“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像庭审直播与否,特别是直播异议方依法必须同步提交的“不进行直播的正当理由”等可能涉及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诉讼服务信息,属于法院应当主动公开的范畴。对直播异议理由的全面公开,是具体司法实践必须完善的执行细节,作为制度上的一种对等设计,直播异议权不能因司法公开不足和救济缺位而无法真正落地。

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以庭审实质化为目标,诉讼各方面临的应当是每一个诉讼环节的实质化运行,是每一项诉讼权利的程序性保障。庭审的实质化不仅要在法庭之上,更在法庭审理开始之前,也应当在决定法庭审理是否直播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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