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锦波显然死于维稳模式

核心提示：犹如孙志刚死于罪恶的收容审查制度，薛锦波显然死于维稳模式，死于维稳模式与民众权利尤其民众抗争权利的尖锐冲突。再不能沿用维稳模式应对薛锦波之死，而必须贯彻法治的原则。

昨天写文章质疑乌坎善后，认为民间对汕尾当局“秋后算帐”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文章刚刚寄出，晚上就传来噩耗：被拘捕的乌坎“9.21”案当事人薛锦波，已于羁押中死亡。我大为震惊，本来就担心留有尾巴的乌坎善后，客观上不过扬汤止沸，不成想这担心马上成了现实。

有消息称，薛锦波曾任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副会长，而该组织刚刚被汕尾当局宣布为要加紧取缔的“非法组织”。在批评乌坎善后的文章中，我曾推断汕尾当局抓捕所谓“打砸为首分子”有莫须有的可能，现在看来，这推断不是不能成立。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薛锦波涉嫌所谓“打砸”之前，我倾向于认为，薛是因为所谓“组织罪”，即因牵头乌坎村两大维权组织之一的“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而被汕尾当局列为打击对象。

本来，11月18号花都民工上街讨薪，11月22号乌坎村民上街请愿，都很和平很理性，政府和民众都表现出了高度克制。相比于僵硬的维稳模式，这样的良性互动无疑是难得的亮点，是一个好的开头。但汕尾当局后来的强硬处置，又回到了维稳模式的老路上，最终引出薛锦波之死的轩然大波。

犹如孙志刚死于罪恶的收容审查制度，薛锦波显然死于维稳模式，死于维稳模式与民众权利尤其民众抗争权利的尖锐冲突。再不能沿用维稳模式应对薛锦波之死，而必须贯彻法治的原则。薛案必须彻查，必须让媒体充分介入，让律师充分介入，让死难者家属指定鉴定机构尸检，并公布死者病历和尸检报告。总之唯有公开全部真相，并对相关责任人一查到底，才能给公众一个交代。

就此而言，本人昨日文章并未过时。为民众反对与抗争的权利呼吁，是中国转型永恒的主题。不妨摘录昨日文章中的部分段落，以结束本文——

权力的颟顸与傲慢，把权利的所有发展冲动都变成了针对它的矛盾和冲突。任何一点权利的发展在它都是可疑的，都会导致高度紧张。这就是乌坎事件的总原因，也是当下中国几乎所有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总原因。汕尾市委书记批评民众“有诉求就过激，一过激就违法犯罪”，这是他也是整个体制的真实烦恼：你们为什么不能好说好商量呢？但问题在于，难道不是零博弈的制度安排本身，关闭了好说好商量的大门么？犹如涧水之来，若河床通畅，当然可以从容分流。但如果拒绝开辟河道，你不给出路，涧水必然要自己闯出一条路。所以，关键不是民众过激，关键是政府要跟上权利发展的步伐，先给民众的权利发展一个正常出口，才有理由期待民众平心静气地表达诉求。

从这角度来观察，乌坎善后颇多疑云，至少可概括两点，第一是，地方当局宣布要“加紧取缔”的所谓“非法组织”，即“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作为民众自发组织形态，体现的是民众对于权利发展的冲动，政府本来应该鼓励、引导和帮助，而不是生硬粗暴的棒杀。汕尾当局生硬粗暴的棒杀，正逢广东宣布开放社会组织的当口，客观上是否干扰广东社会建设的大局？第二个疑云是，汕尾警方抓捕所谓“打砸为首分子”，有没有莫须有的可能？被捕农民的权利救济是否可靠？相关司法流程是否公正透明经得起历史检验？目前还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答案，民间对汕尾当局“秋后算帐”的质疑，因而是有充分理由的。

如前所述，乌坎善后的疑云，折射了体制内的尴尬生态：一方面，传统的维稳模式正在全面失效，老调子肯定唱不下去了；但另一方面，纵然想有所探索，也只是戴着镣铐跳舞，扭扭捏捏、歪歪倒倒，常常让人搞不清到底在前进还是在后退。可能他们还没完全想明白，还需要时间。可最大危机正在这里：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权利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代已经到来。权利发展的冲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遏制，社会越来越大踏步地前进，社会不等了。舆论对乌坎善后的尖锐抨击，正好就印证了这点。要么主动追赶权利发展的步伐，随着权利的发展而发展；要么被社会彻底抛弃。现在看来只有这两个选择，任何的游移与徘徊，都不过是误己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