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渔：实现沉默权，天塌不下来

8月30日，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针对相关条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茂东认为，只有有条件地确立沉默权制度，才能有效遏制刑讯逼供。但侦查机关认为，沉默权入法，法规超前，难以驾驭和执行。 （《人民日报》9月14日）

沉默权入法要看社会整体效益

侦查机关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沉默权入法，确实会让侦查机关办案成本大幅提高，现有侦查方式面临巨大挑战。但需要指出的是，法治也有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守法成本、违法成本和执法成本等。法治的高水平可能带来立法和执法的高成本，善意地对待每一起报警，或许常常会“白忙一场”，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或许会增加侦查机关的办案成本，但却是法治社会应该付出的成本———在立法和执法高成本的同时，公众守法成本会更低，而违法的成本则会更高，社会治理也就进入了良性循环。

是的，沉默权是否入法，不应该只看侦查的成本，也要看公民的权利能否得到维护，更要看社会的整体效益。□刘义昆

实现沉默权，天塌不下来

此次刑诉法修法新增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然而，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仍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显然，这两条明显存在法理冲突的规定共存于刑诉法中，构成了一桩巨大而刺目的悖论。

刑诉法修订“出新”而不“推陈”，让新规与旧制都保有一席之地，只能表明立法者对建立沉默权制度虽有“心向往之”的姿态，却没有“毅然决然”的意志。在侦查权和公民权之间，立法部门试图以“喜新不厌旧”的方式，达成二者的平衡和两全。然而，这固然减少了立法过程中的阻力，却也凭空制造了新的麻烦，而且是很大的麻烦。未来，倘若“禁止自证其罪”的规定与93条规定共存于刑诉法中，必将在刑事诉讼的实践中招致“各取所需”的龃龉和永无休止的纷扰。

建立沉默权，我们不需要庸俗化的妥协，更不需要自掘陷阱式的平衡术。其实，真正明智的做法，只能是在新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的同时，废止93条的相关规定。让二者同时共存于刑诉法中，最终的结局只能是令二者都有失尊严。□张若渔

若律师无法适时监督，则沉默权入法无意义

不要说我们的法律没有规定沉默权，即便规定了，如果缺乏配套的保障措施又有多大意义。法律上有一句谚语叫无救济则无权利，对于沉默权最好的救济手段就是保障律师三权，让辩护律师能够适时充分地监督起公权力。因为在封闭阴暗的刑讯室中，如果缺乏对公权力一方的监督，即便我们再明确地宣示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恐怕也会被刑讯逼供做成“自愿放弃”。

若律师无法适时监督，则沉默权入法无意义。可现在的问题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相对于强大的公权力而言，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样都是绝对的弱者，也是需要被保护的对象。虽然法学家陈光中表示，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法，“辩护这一块是我最满意的”，但和沉默权的尴尬一样，《草案》在保障律师三权上虽有很大进步，却缺乏被侵犯后的救济手段，即刑事诉讼法一直被诟病的一点是，如果这些权利被侵犯了，法律并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

对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而言，除了权利缺乏有效保障外，还面临着很大的执业风险。刑法第306条和刑事诉讼法第38条，一直都是悬在涉足刑事案件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导致很多人由于执业环境差、风险大而不愿意代理刑事案件。当制衡公权力的律师辩护权总是由于权利得不到保障而被主动放弃，就像哪怕法律再规定沉默权，也会被当事人“主动放弃”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否以保障律师辩护权为核心进行制度设计，是检验《草案》成色最好的“试金石”。□志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