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状告开发区政府背后的真相

官民纠纷闹上法庭，此类现象并不鲜见，官员与所属政府机构打上了官司，着实有些令人意外。不久前，国家级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产业四局原副局长刘正（化名）向海安县法院提起诉讼，将他的老东家———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告上了法庭。他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他支付应得的业务提成奖金110万元，同时要求开发区支付他垫付的工作经费1万余元。

此事的肇端，缘于刘正所说的，自己在2011年引进了浙江一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投资1 .5个亿；于2012年引进了浙江一家减震件企业，总投资10 .8亿元，注册资金不低于3亿元。2014年1月16日，刘正所引进的这家减震件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并且列入了“2012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从2011年和2012年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相关文件来看，引进总投资1亿元，且注册5000万元以上的民资项目，奖励引进人10万元，引进总投资10亿元、且注册3亿元以上的民资项目，奖励引进人100万元。据此，刘正认为自己应该获得110万元的奖励，但问题来了，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至今没有支付这笔奖励。

对于刘正的招商引资成绩，被告律师没有异议。但被告律师认为，刘正引进的这两家企业，在一些考核指标上没有达标，所以不予奖励。而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城东镇党委书记王荣贵表示，当时的协议和文件上都明确了被引进企业的一些考核（指标）。刘正所引进的企业在投资、税收等多个方面都没有完成相应的任务，所以无法进行奖励。

有关此案的具体纠纷，并非本文所能详细论述，也无关讨论重点。相反，值得注意的不是当地开发区是否应该支付提成，而是这样一种纠纷背后显现的地方经济增长模式，可能需要不断进行考量。作为“中国模式”的微观切片，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全国各个开发区、工业园区类似，践行的都是地方政府“公司化治理”的路径。在这种治理思路下，政府背负了推进经济发展的压力，也参与到了与其他地方政府争夺锦标的规则之中，自然也承担了大量的招商引资任务。而为了达到目的，激励官员，各个开发区便在激励政策上参照了市场上企业销售的考核办法。因此，参与招商引资的官员，实际上既是政府雇员，又是公司业务员。此次纠纷，刘正将自己的身份设定在了业务员上，只是在媒体报道或外人看来，更愿意把他看成是政府雇员。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到底是一个政府机构还是一个企业，这是极难分辨的。甚至，我们也无法辨析这些开发区到底是披着企业外衣的政府，还是披着政府外衣的企业。实际的情况是，作为双面机构，展示哪一个面向，仅仅是依照实际的需要来定。如果是跟有关的政府机构打交道，地方开发区的主要管理人员常常由当地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兼任，企业的困难常常可以迎刃而解；如果是跟市场主体打交道，那么又可以参照市场的法则，给予业务员相应的待遇。

在这种模式下，除却可能存在的虚报、欺骗现象之外，政商边界不清可能导致的公权力寻租也不容忽视。2014年，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在发布山西省太原市民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副书记张波涉嫌严重违纪的消息时指出：“开发区作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特区’，与其他区域相比，优惠政策多、工程项目多、资金多、开发的土地多、自由裁量权大，在这种情况下，‘发展高地’极易成为‘腐败洼地’”。

政商一体的经济组织结构，被总结为中国发展的经验。类似开发区管委会的机构，大型国企政商一体的色彩也极其浓厚。这两种组织的形态都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即缺乏专业、透明的土壤，而这两点恰恰都是政府与市场在改革中需要达到的两个目标。对此，从个案开始，挖掘内生性的动力，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厘清，将是解决微观纠纷的原点，也是对近来个别国际经济组织施压中国经济的一种有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