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度纵火案宣判，暴力拆迁当止

去年3月，山东平度因为征地纠纷发生了一起纵火案，守护耕地的农民一死三伤，舆论一时大哗。历经一年侦查、起诉和审判之后，该案近日在青岛一审宣判，7名案犯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平度纵火案是由典型的野蛮征地事件恶化而来。7名案犯中，有两名是当地两个村的村委会主任，4名为有前科的社会闲散人员。前者指使策划，后者具体实施，目的就是为了迫使农民就范。这种征地套路实在是再熟悉不过。指使者中，崔连国不仅是原吴家疃村村委会主任，同时还是一家置业公司的代理董事长。该案去年8月开庭审判时，出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一幕，死者家属与崔连国等两名被告人“达成谅解”，希望法庭对其从轻处罚。吴家疃村53位村民也联名为崔连国求情，称其“乐于助人”。从一审宣判的结果看，崔连国虽然是纵火案的指使者和策划者，是征地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却获得了最轻的处罚，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难怪另一被告的辩护律师也对这一结果表示不服。

虽然不是终审判决，平度纵火案的一审宣判仍然有着某种“划线”的意义。它划出了一道什么线呢？这要从两个大的语境下才能看得更清楚。首先，维稳与维权的主次关系已经逐步逆转，习近平所说的“维稳的实质是维权”成为主导性的政治理念，无视民众利益诉求的维稳方式不再受到官方话语的庇护。正是由于维稳方式的根本转变，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和越级上访事件呈现出减少趋势。另一个语境当然就是依法治国，用法治的方式处理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已经成为共识。在这两个前提下，平度纵火案的宣判似乎是在向整个社会发出一种强音，即金钱和权力以流氓手段侵害农民利益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今后如果再出现类似恶性事件，就不大可能再被压制下去，而必然会受到行政追究与司法制裁。

平度纵火案发生之后，青岛市纪委曾对12名相关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平度市委书记王中随后也被调离。但我认为，对这一事件的反思仍然不该划上句号。平度纵火案最让人警醒的问题，是农村基层的权力出现了异化的征兆。与平度崔连国的情形相类似，不少农村地区的村委会主任同时都具有两种身份，既是农村的当家人，又是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们用经营私企的方式“经营”农村，把农村的土地、矿产等集体资源视为己有，任意侵占。他们与上级领导勾结，又雇佣社会闲散人员充当打手，压制农民的维权主张，以非法手段聚敛起可观的财富。一些地方出现的“村官巨贪”，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慢慢生长起来的。

这些潜伏在乡野的村官虽然不像朝堂之上的巨腐那样可怕，但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同样不可低估。他们一方面作恶，一方面又收买人心。一方面任性践踏农民利益，一方面又处于反腐和法治的视野之外。他们以手中的权力积累起巨额的非法财富，又以经商的方式将财富洗白。农民既是他们的受害者，又在长期的的被剥夺中形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平度纵火案中，崔连国为什么会获得死者家属的“谅解”？不外乎他用自己的金钱让对方“屈服”。至于53名村民联名为他求情，只能证明他已经在当地获得了压倒性的控制力，他的势力丝毫没有因为被审判而削弱，他只是在等待东山再起。

平度纵火案是恶化的农村权力结构的一次“破疮”，它因此被外界所关注，也因此被司法程序锁定。但如果我们认为，平度只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一个特例，就未免过于乐观。曾经有团结湖参考的读者反映，在他们老家同样出现了村官仗势欺人、任意拆除农民房屋的现象，当地农民敢怒不敢言，就连给毁损的房屋拍照也只能偷偷进行。一些地区的村官已经不能用“苍蝇”来形容，他们已经成了事实上的恶霸，成了超然于法律之上的主宰者，更是农村的毒瘤。如果不能割除这些毒瘤，再好的农村政策也很难惠及农民。

但是，怎么才能发现这些毒瘤呢？难道只能等待下一次纵火事件的发生？说实话，恐怕目前还找不到现成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