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嫌犯游街羞辱了法律

   11月25日，陕西警方将制造陕西榆林市府谷县“5·29”特大持枪杀人抢劫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府谷县城，当地组织了盛大的“游街”仪式，有扭秧歌的，有举庆功横幅的。三嫌犯颈吊大纸牌，被武警押在卡车上示众。（11月26日《西安晚报》）

　　 这一新闻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据网易调查，支持和反对者差不多各占一半，或许这正是当下民众对于“严厉”打击犯罪，和保护嫌犯最基本的人格权利的意见冲突。

　　黑格尔说：对罪犯的处罚，是站在人的尊严的高度，对罪犯未能达到人的高度而做出惩罚。站在这个高度，人们摒弃了同态复仇、血亲复仇，走向了法治。而游街示众里只是野蛮的公然羞辱，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这不是一种法治进步，而是一种倒退。

　　 其实，我国1980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就规定：执行死刑不应示众。有趣的是，在随后的严打中，这一条法律在当时，普遍没有得到各地司法机关的遵行，经常是在市内繁华地段对五花大绑的犯人先游街示众，后枪毙，现在就有网友撰文回忆当年看枪决的恐怖情景。1984年美国的《新闻周刊》刊登了广西桂林严打中处决犯人的照片，“外事无小事”，引起当时宣传部门和司法部门的重视，下文强调各地务必遵守刑诉法的有关规定，不得游街示众；1986年两高公安部又下文强调：严禁将死刑罪犯游街示众，以免对外造成不良影响。

　　1988年两高公安部又下发了《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明确规定：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都是违法的；不但对死刑罪犯，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可是事实上，对各种罪犯、嫌犯的示众长久以来并不鲜见。2006年11月，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警方将100名涉嫌卖淫、嫖娼者游街示众，就曾引起舆论的热议。

　　 我想司法部门乐于搞游街示众的目的无非如下：彰显自己的破案成绩；打击犯罪气焰；通过示众给民众一个交待。这种“交待”之所以要用如此野蛮、激烈的方式，并不能简单归于中国群众的法治意识差，喜欢游街示众、枪决这种“大场面”，而是平时警方办案过于神秘化，有些案子办得不及时，让群众质疑司法公正和破案能力。如果平时有足够的警民沟通平台，完全没有搞游街示众的必要。

　　 相反，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的“过激”打击犯罪，没有严格遵守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却没有受到责任追究，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超期羁押、程序违法并不鲜见，致使刑事诉讼法保障的基本诉讼权利和人格权利落空。在表面的破案、审案“效率”之下，却是相关当事人的权利受损，最终腐蚀司法的公正性。

　　比如，最近的黄静向华硕维权案，其他不谈，为什么北京海淀检察院羁押了她10个月？这是明显的超期羁押，对黄既不起诉，也不放人，就是关着，中国的首善之区尚且如此。三鹿奶粉集团的田董事长9月就被刑拘，早就超过37天的刑拘期限，可并没有听说批捕或者取保的消息。

　　北大的一位刑事诉讼法的教授曾说过，刑诉法的味道应该是甜的，就是公民在受到公权追究之时，刑诉法确确实实保障他的基本权利不受到侵害。所以说刑事诉讼法是“实用宪法”，人们最基本的权利，也是最容易受到公权最粗暴侵害的权利，在刑诉法中得到保障。说到美国宪法，人们往往想到的权利法案中“不自证其罪”、“禁止两次审判”，这些都是刑事诉讼中公民的基本权利。

　　 三名杀人嫌犯可能难免一死，但保护所有公民的刑事诉讼法还要活着。嫌犯游街羞辱了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