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名人代言“三鹿”，责任如何区分？

何润锋：欢迎回到《时事开讲》，作为一个连续11年产销量高居国内榜首的品牌，三鹿奶粉自然请过很多名人来代言产品，而事件曝光后，这些代言人一时间也成了网民的众矢之的。有人甚至要求这些名人应该拿出所有的代言费来救治患病儿童；当然，也有人认为其实也是被蒙在鼓里，不必予以追究。

邱先生，您认为代言三鹿奶粉的这些名人该不该负责任？

名人代言“三鹿”：责任如何区分？

邱震海：当然从某种程度上应该负某些道义上的责任，但是不是会不会有经济上的责任，我想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代言人、这些名人他本身的问题，而是说中国目前名人代言产品后面的规范，包括法律上的一些规定不是很明确。

也就是中国目前市场经济虽然搞了16年，但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上，它的市场并不成熟，包括名人代言产品这个市场也不是很成熟。现在多的是明言被邀请去进行代言，但是少的是在后面具体的规范到底是什么？所以出了这个事儿以后，你要具体来说责任某些名人，他可能也觉得很委屈。

但是按照西方的经验来说是这样的，你如果名人代言某一个企业的产品是可以的，因为名人你首先是你这个脸就是公信力，所以你说的每一句话观众都有可能会相信。但是后面有文章了，但是你名人所代言的产品，首先必须是你自己使用过的，而且是你自己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个得益者，就是你自己必须是信服的。

我记得香港的演员成龙先生他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的非常好。他也是做了一个洗发水的广告，他说我做洗发水的广告我不是便做的，我一定要用过的，而且我一定长时间的用过，用过以后我的效果是这样的。然后我才镜头面前告诉观众说，我用过的效果是这样的，我真的是这样相信的，请你也这样用，你用过之后也会用出我一样的效果。

我想这就是一种所谓比较严格或者严肃的一种态度，而且在欧美国家也有规定，如果说名人你代言这个广告，在广告如果出了事之后，你不是这个使用者，也不是这个受益者，而仅仅是为了利益在代言这个产品的话，最终你还是要负法律和经济上的责任。当然由于中国目前在这方面的法律的规定很不完善，所以在一个没有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基础的情况下，你要去追究这些名人所谓一些法律或者经济责任，也显得很牵强。

所以我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大家与其说把目光，或者把攻击的焦点放在那些名人们身上，还不如更多的把我们的关注焦点放在这个市场，如何使它更加成熟，如何使它更加完美。我们这个名人代言产品的广告，这个市场，整个这个氛围，如何能够更加成熟，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其实如果说到名人代言企业产品，如果说市场还不是很完善、很成熟的话，与此同时也让我想到，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的某些相关的机构、相关的企业也是跟这些三鹿牌企业，存在巨大错误的企业可能是有一点关系的。比如说最近几天我们大家知道某一个电视台，据说还是一个蛮有名的电视台，它曾经播过一个质量报告的节目，其中这个三鹿牌的奶粉也在其中。

这个我觉得其实对电视台本身，对媒体来说它也存在一个严格调查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刚才我们说的调查型记者，其实

他不是说说玩的，他真的是要在里面发现内幕，而不是去听领导介绍，而不是去听公关的介绍。如果听领导的介绍或者公关的介绍，那个不叫新闻调查，更不叫新闻采访，那个叫公关活动。

还有就是最近几天，今天在《21世纪经济早报》发表一篇文章，一篇报导说北京有一个公关公司，它据说是受雇于三鹿企业的，在8月中旬的时候，这个公关公司曾经为三鹿企业出谋划策，告诉它你如何摆脱，当时已经存在着危机公关。这个事儿到目前为止真相还不是很明确，包括今天这个《21世纪经济早报》也说了，还是调查过程当中。

但我想说的是，其实涉及到经济利益，包括公关公司中间的角色也会非常的灰暗，非常的敏感。一方面它受雇于这个企业，它自然要为这个企业的品牌来作出某些贡献，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任何一个人，你无论是新闻记者也好，或者刚才我们说的代言某些企业产品的名人也好，包括受雇于这家企业的公关公司也好，你首先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职业道德，甚至要有一个做人的基本的良心道德。

如果说这个企业本身它已经存在问题了，你对它的危机公关处理的方式的策略建议，到底是告诉他你继续弄虚作假，来摆脱你这个危机，还是告诉他你应该从为人做事一个诚实的方法出发，来摆脱你企业的危机，我想这个道理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认为其实做事之前，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做人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无论对于企业本身，还是对于公关公司，还是对于某些媒体，包括对于名人，包括我们大家自己，其实都是适用的。

何润锋：所以这也是一个牵涉到制度建设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健全和完善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广告代言制度，一个是媒体监督，另外一个是公关运作上的制度。好了，非常感谢邱先生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时事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