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之痛乃体制之痛

看罢凤凰卫视的《自焚者唐福珍》，心中感到一阵悲凉。
　　唐福珍是我喜欢的那类农村妇女的代表：性格乐观外向，乐善好施，不服输不抱怨，为了生活努力打拼，并终有小成。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奇女子，一个爱美的农村女性，用打火机点燃了浇在自己身上的汽油，香消玉损，却未能一了百了。
　　
　　唐福珍事件之惨烈，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是一个意味深长而又意义深远的信号。
　　唯物论者爱说，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与人组成社会并生活其间，出于社会运转的需要，作为个体的人不得不服从作为整体的社会。
　　很难说这样的一种理论有什么问题，确实，如果每个人都放纵自己个别的自由和利益，最终结果一定会导致社会崩溃。
　　然而，作为一个有自主意识和独立思想、拥有财产并天然地生活在某个特定空间里的人，要在多大程度上委屈自己去服从集体，却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类文明的标准，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集体意志的缩小与个人权利的张扬。
　　
　　在当下中国社会，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分野和冲突，充分体现为不动产的拆迁矛盾。
　　一方面，城市的发展扩张需要大量用地；另一方面，现行的土地制度又存在法律、制度与政策之间的种种问题。任何变动都可能引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动拆迁的矛盾正是深深地根植在这样的背景之中。
　　在计划经济时代，矛盾还不突出，在集体主义长期盛行不衰的社会里，个人权利几乎被彻底忽略。我的未必是你的，但你的一定是我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社会经济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以前有一个比喻，窗户打开了，新鲜空气会进来，苍蝇蚊子也会进来。伴随经济发展而勃兴的，必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个人权利的重视。
　　这时候，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本应相向而动，作出回应。要么启动变革与更张的步伐，要么重新定位过去的经济改革。这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然而，随着一些突发事件及社会问题的出现，处于决策位置的领导者对发展方向与速度产生了误判，最终造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背离，使得社会的发展与意识形态的距离渐行渐远。
　　这种跛足式的局面，又持续了整整二十年。
　　
　　我们的土地制度舍弃了私有化道路，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表现之一是实行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表现之二是规定有两种所有权。
　　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城市郊区和农村的土地则是属于集体所有。如果说，在建国之初这样的规定还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到今天，这种规定已经非但不能调整新的社会关系，反而成为了矛盾滋生的温床。
　　首先，由于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一个东西不是自己的又归自己用，那么，除非这个东西永不转让，转让则势必产生矛盾。
　　其次，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的不同，导致利益的分化和维权的困境。经过十数年的努力，我们终于界定了国家所有的内涵与外延，并确定了作为所有者权益代表的国资委及国土资源职能部门模式。然而鉴于集体本身并不是一个准确而清晰的法律概念，由谁、以什么方式、怎样去代表一个模糊不清、摇摇欲坠，事关全体人利益却又无人出面的集体（考虑到乡村治理的普遍衰败）。当矛盾出现的时候，冲突双方往往是拆迁者和直接的被拆迁人。但是落实到法律关系中，又是建设单位和乡村（郊区）集体的违约与侵权关系。这样一来，纠纷即使闹到法院，解决的也是风马牛不相干的问题，真正的矛盾并不能得到缓解与化解。
　　再次，法律与法规、法规与地方政策的冲突，是当下社会众多矛盾冲突中的一个缩影。《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及大量由各地自行制定的半真半假、半合法半非法的政策。这些效果惊人的政策，利用了法律法规中可操作性缺失的弊病，甚至完全撇开上位法自行其是。
　　用计划经济的矛，去刺市场经济的盾，是现行拆迁制度最让人诟病的地方。
　　
　　感谢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现在我们知道，唐福珍并不是一个刁民，她只是比较较真而已。
　　从上海的放火案到成都的自焚案，还需要多少悲剧，才能厘清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界线，换来恶法的最终修改和良法的尽快施行？
　　唐福珍十六天的伤痛，既是拆迁之痛，更是我们现行种种体制之痛。
　　痛定思痛，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