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伟江：官员向国家天价索赔有理无据

斯伟江 法律工作者

国家赔偿法也算与时俱进，新版的《国家赔偿法》至少是规定了：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你被邻居、路人、流氓打了，即使未出现严重后果，只需精神上受到严重损害，对方就得赔偿精神抚慰金。

本月9日，广东省体彩中心原主任麦良提起国家赔偿的案件登上了广州所有媒体的重要版面，自2007年3月14日至2010年7月，近三年的时间里，他历经了被捕入狱，发回重审，宣告无罪，官复原职，提起国家索赔的跌宕起伏。现在，他在等待广州中院的裁决，他的诉讼标的是1100万元，包含的是冤狱给他造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影响他政治前途的赔偿金，索赔的对象是天河区检察院和法院。

可惜的是，新版《国家赔偿法》是2010年12月1日生效，而麦良的冤狱发生在这个之前，新法没有溯及力，因此，麦良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该是一分都拿不到。然而600天的冤狱不仅对当事人有打击，打击的往往是整个家庭，麦良陈述说：“我父亲在我被捕后病倒。我是3月份被带走的，我父亲是6月份病的。刚开始是受我的事情打击，倒下了，腰伤，后来一系列的病，中风、心血管病都出来了。今年7月份去世。他是含冤去世的。”麦的母亲到现在只要见到麦或接到他的电话都会哭……妻儿更不用说。如此严酷的损害，最后只能赔得74003.7元，其中并无一分精神损害，也没有一句对不起。

根据我国现行的赔偿标准，错坐一天牢，赔111.99元，是按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额计算的，就是说，在我国，坐黑牢，相当于在岗上班的一天。即使比尔·盖茨坐了黑牢，一天还是111.99元。为什么一个民事赔偿中，误工费损失是按实赔偿，而国家赔偿却是如此之低？这个立法并无很强的法理基础。关键点或仍是国家本位，而非公民本位。照理说，现在我国财政，富得流油，并不是赔不起。在法律上，公民、法人侵权都要照实赔偿，国家没有理由比公民赔得更少。因此，麦良的天价赔偿，标本意义不小！

1994版《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麦良要的公正，其实包括了要求追究广州天河区法院和天河区检察院的案件经办人的责任，从其对媒体的陈述看，如果属实，恐怕原来的经办人确实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如逮捕书意见栏上有人签了个“无”字。但是这个字肯定不是麦签的。这个字谁签的？证人当庭就说当时跟办案人员说了很多但关键问题却没有记录！为什么没记录？由于我们国家检察院贪渎案件系自己侦查，自己起诉，缺乏制衡；而法治国家，侦查和起诉分离的防火墙分明，也能减少一些冤假错案。如果国家赔偿，只是以国家赔钱了事，那么，相关责任人仍不会吃一堑，长一智的。如果不改变侦诉分离的制度，建立互相纠错的机制，冤狱仍会批量产生。所幸，麦良这个案件仍是由广州中院二审改判无罪，而不是如赵作海一样，靠偶然事件才纠错的，这侧面说明了广东司法机关仍有自我纠错能力，值得相当肯定。同样，2010版《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程序，拓宽了公民申请国家赔偿的通道，增加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项目，这些进步都值得肯定。遗憾的是，从1994版到2010版的《国家赔偿法》，历数以上的这些点滴进步，都跟不上这个国家社会的变化速度，也仍无法填平受害者的实际损失和抚平他们的精神创伤。对此，我们仍需要对下一次《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寄予厚望。